这是一个淘汰老实人的世道

这是一个良民逐渐被淘汰、老实人无奈出局的世道。

顾炎武说，明朝一个县里吃皇粮的不过几十人。可这些人，仗着诉讼繁多、刑罚严苛，便如那贪婪的恶狼，肆意敲诈百姓的钱财，从中谋取油水。

这样的美差，自然引得众人垂涎欲滴。

于是，一个吃皇粮的位置，常常能挤进六七个人，几十人的编制，硬生生膨胀成几百人，这便是令人头疼的“冗员”现象。

这些冗员，名号繁多，什么传奉、小书、白书、帮虎、小劳子、野劳子，说白了就是超编人员。

在古代，编外人员统称“白员”。

他们上吃朝廷赋税，下欺压盘剥百姓，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存在。

大明洪武十九年，朱元璋雷霆出手，欲整治白员之患。

松江府一府两县，按编制，每县官吏不过二十人，加上衙役每县二百人，一府两县满打满算，吃皇粮的也就七八百人。

可老朱这一查，好家伙，白员竟多达二千八百七十一人。

顾炎武说得一个位置挤进六七人，那是明朝末年的景象，明初朱元璋时虽没那么严重，但松江府一个位置挤进三四个人稀松平常。

朱元璋查处编外冗员，有用吗？

答案令人无奈——没用。

大明正德十六年，正德皇帝驾崩，嘉靖皇帝继位。

当时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帝起草了一份登基诏书，要一次性裁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，可节省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石。少养这些人就不用吃那么多皇粮了。

想当初朱元璋时，要到下边县里去裁白员，可到了嘉靖皇帝时，京城里的白员已满坑满谷。

一下子要裁掉十五万人，可见这大明王朝养了多少闲人。

然而，京城的白员，可都不简单。有的在锦衣卫，有的在内监，来头都不小。

这些人中，不乏宦官，甚至有皇帝认下的干儿子。可以想象，当初为谋得这一差事，这十五万人耗费了多少财产与心血。

当裁员诏书公布，众人皆称颂新天子为圣人，为百姓减轻了百万石漕粮负担，都夸皇上英明。

可杨廷和却因此陷入险境。上朝之时，竟有人深藏利刃要刺杀他，“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”，你砸了我的饭碗，我便弄死你。

皇上听闻此事，大惊失色，忙派禁军百人保护杨廷和出入。

除了松江府，苏州府亦是如此。

有一本《虞谐志》，描绘了苏州府庞大的编外人员景象。

书中说，苏州常熟县有皂吏二百人，即有二百个吃皇粮的位置，每一位置安排四人，二百人便化作八百人，这八百人被称作“正身”，是正经拥有此工作的人。

一位置挤进四人尚不满足，每个人再给安排两个副手，每两个副手还要再带六七个白役，副手还有副手，副手的副手被称作“伙计”。

在常熟县，这些人合计竟达万余人，即二百个位置挤进一万多人。

万余只“虎狼”在方圆百里内横行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。百姓丧家亡命，皆因此而起，苦不堪言。

常熟县总共才有多少人口，这些白员就占了一万多，闹得天怒人怨已成必然。

明朝人黄省曾所著《吴风录》中说，“吏人一人之正，十人之副”，即一个位置要挤进十个人。

明末清初名士侯方域在《壮悔堂文集》中所言，更是耐人寻味。

侯方域说，明朝百姓头上有七座大山：税、兵、刑罚、劳役、水旱、瘟疫、官吏侵渔豪强并吞。

面对这七座大山，百姓有何对策？

有钱的人出钱入学校当生员，狡猾之人拉关系去当胥吏。

如此便能免除赋税和徭役，头上七座大山便能甩掉两座。不但如此，还能拿朝廷俸禄，下边还有灰色收入，此等好事，何乐而不为？

侯方域又说，十个人当中，用此办法能当上生员、胥吏者仅有一人。

此人跑了，他那份徭役和赋税便要分担到其他九人身上，这九人也受不了，也想跑，便也要想法设法买个编外人员去干。

久而久之，天下生员和胥吏越来越多，平头百姓越来越少。那么剩下的百姓该如何是好？

侯方域叹道，若未死于沟壑，便相率为盗，当强盗去了，天下怎能不乱？

这是一个淘汰良民，老实人没有活路的世道。

头脑活络、有门路的人花钱买个白员，混入编外人员队伍。

凶猛狠辣的人，一咬牙彻底反了，加入强盗队伍。

剩下最老实、最不敢惹事、最没有门路的良民、老实人，便只能被淘汰，死于沟壑之中。

白员，即超编人员，乃低门槛便可具有伤害力的群体。其不用科举，不用读书，通过某些渠道，取得了对老百姓的合法伤害权，肆意欺压盘剥百姓。

这些人可称之为“破坏力集团”，与之相对的广大老百姓，便是“生产力集团”。

老百姓织布、种地等，具有生产力；那些白员、即编外人员，没有生产力，只有破坏力。

破坏力集团不断扩张，便会逐渐吞噬了整个王朝的生产力。

当白员人数扩张到一定节点，强盗便会大量增加，良民便会大幅下降，走到这一步，这个王朝也就到头了。